早有才名
　　王鏊于明景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1450年9月22日）在洞庭东山震泽乡胥母界陆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旧第出生，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县。王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随父北上入京师，习业于国子监，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文一出，国子监诸生就争相传颂，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感到惊奇，称他为“天下士”。

　　成化十年（1474年），王鏊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解元”。

　　成化十一年（1475年），在礼部会试又取得第一名“会元”，殿试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编修，一时盛名天下。

　　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阶文林郎。八月，上疏乞假还乡。抵家三月后，母叶孺人逝世，王鏊便守制居家。

　　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鏊仍守制在家，闭门读书，远避权贵。

　　成化十八年（1482年），王鏊还朝，复职翰林编修。

规劝孝宗
　　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明宪宗实录》修成，升任右春坊、右谕德、侍讲经筵官。当时孝宗宠信宦官李广，整日在李广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复劝谏，终使孝宗感动。日讲完后，孝宗对李广说：“讲官指的是你们。”在选择太子僚属时，孝宗命他以原职兼任太子谕德，不久转少詹事，因吏部尚书韩文荐，擢为吏部右侍郎。

　　弘治七年（1494年），进阶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

　　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改侍读学士，充日讲官。

　　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孝宗敕令修《大明会典》，由大学士徐溥任总裁，王鏊任副总裁。

　　弘治十三年（1500年），进吏部右侍郎，仍兼日讲官。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鏊父王琬去世，王鏊返乡奔丧。

　　弘治十七年（1504年），撰《震泽集》成，同年八月，重修《姑苏志》成。

匡补时局
　　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王鏊被起用为吏部左侍郎，参与编修《明孝宗实录》，任副总裁。当时明武宗“好逸乐”，不问政事，太监刘瑾专权，吏治大坏。王鏊与吏部尚书韩文等人要求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失败未成。不久，刘瑾入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去，内阁只有李东阳一人。刘瑾想引焦芳入阁，但廷议只推荐王鏊。刘瑾迫于公论，命王鏊以原职兼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十二月，明景帝汪皇后去世，朝廷对以什么规格举行丧礼拿不定主意。王鏊说：“皇妃并非因罪被废，应恢复原封号，按妃的规格安葬，按皇后的规格祭祀。”武宗便下令停朝，按皇后规格祭祀。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仍任户部尚书。 正德四年（1509年），明宪宗废后吴氏（吴废后）去世，刘瑾要按普通宫女的制度把她的遗体焚烧、草草安埋。王鏊认为不可，最终才得以妃礼下葬。当时，尚宝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点死去，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对崔璇侮辱并且又要杀之，我还有何脸面留在内阁。”李东阳也极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边。刘瑾恨已致仕的韩文，一心要置他于死地，又想借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与李东阳前后都极力相救，使刘瑾阴谋未得逞。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称他筑边墙浪费军需。王鏊争辩道：“杨一清为国修边，岂能以功为罪？”刘瑾对兵部尚书刘大夏发怒，将他逮至京城，要以激变罪名判其死刑。王鏊争辩说：“岑猛不过是拖延没去罢了，未叛变怎能说为激变？”

急流勇退
　　当时刘瑾权倾朝内外，王鏊起初开诚布公的劝谏刘瑾，刘瑾有时接纳。而焦芳专于阿谀奉承，刘瑾更为专横，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无法挽救，就力求辞官返乡。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他三次上疏请辞，才被批准。武宗赐他玺书、马车，有关部门按旧例供应粮食、奴仆。王鏊家居十六年，廷臣交相荐举，终不肯复出。

寿福康宁
　　正德五年（1510年），《明孝宗实录》修成，王鏊因曾参与编修，获赐白金五十两。

　　正德八年（1513年），王鏊撰成《震泽纪闻》。

　　正德十年（1515年），王鏊撰成《震泽长语》。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鏊撰成《震泽文集》。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王鏊与门下士祝允明等八人于怡老园之池亭饮宴，并赋诗唱和。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派行人柯维熊慰问王鏊，并赐羊酒以示优眷。王鏊上疏致谢，并奏献《讲学篇》和《亲政篇》，世宗优诏回报，特荫其一子为中书舍人。

　　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又命有关部门慰问王鏊。同年三月十一日（4月14日），王鏊于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世宗闻讯后，辍朝一日，赐麻布五十匹，赙米五十石，谕令祭九坛，诏命工部派人前往办丧。追赠太傅，谥号文恪。

　　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初一，葬于洞庭东山梁家山之原。

政治

筹边计熟
　　王鏊面对明自正统以来的边患频繁、国势渐弱的现实，呈《上边议八事》，提出自己的治边八策（定庙算、重主将、严法令、恤边民、广召募、用间、分兵、出奇），而多被采纳。对武宗的“嬖幸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感忧虑，并希望武宗“大奋干刚”。

对抗权宦
　　面对武宗宠幸宦官、荒淫冶游，特别是刘瑾等“八虎”的倒行逆施，王鏊与韩文等敢于发奸。但这件事终因“八虎”向武宗“乞命”而发生逆转，结果是刘瑾掌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被迫致仕，刘、谢、韩等五十三人还被诬结党，后韩文被逮下锦衣狱，刘、谢被削籍，其后又夺诰敕。而在这场斗争中，王鏊却入阁，虽然正德四年四月，他又不得不致仕，却得到了善终。嘉靖初，他在《谢存问疏》中曾说：“适值逆瑾盗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诡，随不得已乞身而退。”他在《我生》一诗中写道：“委顺齐宠辱，冥怀无丑好。得之亦不惊，失之曾不懊。”由此可见，王鏊立朝，有执政才能，不乏正义感，但明哲自守的处世哲学依然很明显。

深睹民苦
　　王鏊归乡后，目睹吴中重赋之苦，作《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精辟剖析了吴中重赋之形成、发展、现状及对策，成为不朽的名作，为学者研究明代吴中重赋的权威依据。

文学

一变文风
　　王鏊博学善于识别人才，文章雅正，言谈议论明晰流畅。晚年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看后说：“王公的文章达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难达到。”他在弘治、正德时期，以高第探花、台阁重臣的身份，对台阁、乡邦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学观和尚经术、去险诡的取士倾向，影响了一代文风。他承接了吴宽的老一批吴中交游圈，又发展了新一批吴中及淮左文人，交游较密切的如文徵明（文壁）、唐寅、都穆、蔡羽、邵宝、杨一清、靳贵及“娄东三凤”等。继吴宽之后，他对吴中诗派，尤其是其中坚力量如“吴中四才子”等，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文章大家
　　王鏊著作《震泽长语》 王鏊的文学观点是复古的，但他显得比较开通一些。一是在复古范围上，他不专于唐，亦不专以宋，而是比较辩证地看待前代诗歌：“予尝评古今诗，唐以格高，宋以学胜，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间，其实似宋，其韵似唐，而世变之，高下则不可强也。”二是在复古方法上，他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词”、“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此最为文之妙诀。”他崇尚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认为韩文“变化不可端倪”，皇甫湜得其奇，李翱与张籍得其正，而李翱又兼得其态，“合三子一之”才是完整的。因此，王鏊又强调，如要师其意，就需要博学，需要精思，需要领悟。朱彝尊说王鏊“以经义重，诗非所长。”今观其集，古体诗中杰作不多，惟歌行体中偶有力作。但王鏊写得最好的是七言近体。王鏊集中还有一组集中写武宗荒淫逸游的《十三绝句》，温雅之中深含讽刺，十分难得，朱彝尊极为欣赏，称其“甚得讽谏之体。”王鏊“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为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经术，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渊深博赡，颇有唐宋遗风。其“墓志铭”类文章，写人纪事，重视节操，联系时运，舂容有度，不华不饰，质朴典重，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如为顾佐、倪岳、赵宽、沈周等人写的墓志铭等。见于他的“杂传”中的一些经学、史学类的文章，则更显示出他的湛深学识和纯雅而明畅的文风。

个人作品
　　王鏊著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王文恪公文集》。王鏊还曾参与编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任《孝宗实录》副总裁。并与徐溥等共修《大明会典》，任副总裁。其所撰《姑苏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风俗、户口、城池、寺观、古迹、纪事、杂事等，共三十一门。该志采用纲目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该志“繁简得中，考核精当”。

书法
　　王鏊有书名，书法清劲爽健，结字纵长严谨，得峭拔风神。不足处似清健有余，沉稳不足，笔画略见干涩，此或与硬毫书有关耳。

藏书
　　王鏊家居共14年，“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筑“颜乐堂”、“宜晚轩”，富藏书。与吴宽、唐寅、文徵明等藏书家互相唱和。曾自称：家世藏书，分散于数处，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绍书论他为明一代藏书家之一。藏书印有“济之”、“御题文学侍从”、“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王济之图书”、“大学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泽世家”等。刊刻图书有《孙可之集》、《古尚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