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明代)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学家。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成化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博学有识鉴,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 ►诗词1首

人物生平

早有才名
  王鏊于明景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1450年9月22日)在洞庭东山震泽乡胥母界陆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旧第出生,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县。王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随父北上入京师,习业于国子监,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文一出,国子监诸生就争相传颂,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感到惊奇,称他为“天下士”。

  成化十年(1474年),王鏊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解元”。

  成化十一年(1475年),在礼部会试又取得第一名“会元”,殿试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编修,一时盛名天下。

  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阶文林郎。八月,上疏乞假还乡。抵家三月后,母叶孺人逝世,王鏊便守制居家。

  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鏊仍守制在家,闭门读书,远避权贵。

  成化十八年(1482年),王鏊还朝,复职翰林编修。

规劝孝宗
  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明宪宗实录》修成,升任右春坊、右谕德、侍讲经筵官。当时孝宗宠信宦官李广,整日在李广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复劝谏,终使孝宗感动。日讲完后,孝宗对李广说:“讲官指的是你们。”在选择太子僚属时,孝宗命他以原职兼任太子谕德,不久转少詹事,因吏部尚书韩文荐,擢为吏部右侍郎。

  弘治七年(1494年),进阶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

  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改侍读学士,充日讲官。

  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孝宗敕令修《大明会典》,由大学士徐溥任总裁,王鏊任副总裁。

  弘治十三年(1500年),进吏部右侍郎,仍兼日讲官。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鏊父王琬去世,王鏊返乡奔丧。

  弘治十七年(1504年),撰《震泽集》成,同年八月,重修《姑苏志》成。

匡补时局
  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王鏊被起用为吏部左侍郎,参与编修《明孝宗实录》,任副总裁。当时明武宗“好逸乐”,不问政事,太监刘瑾专权,吏治大坏。王鏊与吏部尚书韩文等人要求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失败未成。不久,刘瑾入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去,内阁只有李东阳一人。刘瑾想引焦芳入阁,但廷议只推荐王鏊。刘瑾迫于公论,命王鏊以原职兼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十二月,明景帝汪皇后去世,朝廷对以什么规格举行丧礼拿不定主意。王鏊说:“皇妃并非因罪被废,应恢复原封号,按妃的规格安葬,按皇后的规格祭祀。”武宗便下令停朝,按皇后规格祭祀。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仍任户部尚书。 正德四年(1509年),明宪宗废后吴氏(吴废后)去世,刘瑾要按普通宫女的制度把她的遗体焚烧、草草安埋。王鏊认为不可,最终才得以妃礼下葬。当时,尚宝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点死去,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对崔璇侮辱并且又要杀之,我还有何脸面留在内阁。”李东阳也极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边。刘瑾恨已致仕的韩文,一心要置他于死地,又想借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与李东阳前后都极力相救,使刘瑾阴谋未得逞。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称他筑边墙浪费军需。王鏊争辩道:“杨一清为国修边,岂能以功为罪?”刘瑾对兵部尚书刘大夏发怒,将他逮至京城,要以激变罪名判其死刑。王鏊争辩说:“岑猛不过是拖延没去罢了,未叛变怎能说为激变?”

急流勇退
  当时刘瑾权倾朝内外,王鏊起初开诚布公的劝谏刘瑾,刘瑾有时接纳。而焦芳专于阿谀奉承,刘瑾更为专横,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无法挽救,就力求辞官返乡。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他三次上疏请辞,才被批准。武宗赐他玺书、马车,有关部门按旧例供应粮食、奴仆。王鏊家居十六年,廷臣交相荐举,终不肯复出。

寿福康宁
  正德五年(1510年),《明孝宗实录》修成,王鏊因曾参与编修,获赐白金五十两。

  正德八年(1513年),王鏊撰成《震泽纪闻》。

  正德十年(1515年),王鏊撰成《震泽长语》。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鏊撰成《震泽文集》。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王鏊与门下士祝允明等八人于怡老园之池亭饮宴,并赋诗唱和。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派行人柯维熊慰问王鏊,并赐羊酒以示优眷。王鏊上疏致谢,并奏献《讲学篇》和《亲政篇》,世宗优诏回报,特荫其一子为中书舍人。

  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又命有关部门慰问王鏊。同年三月十一日(4月14日),王鏊于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世宗闻讯后,辍朝一日,赐麻布五十匹,赙米五十石,谕令祭九坛,诏命工部派人前往办丧。追赠太傅,谥号文恪。

  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初一,葬于洞庭东山梁家山之原。

主要成就

政治

筹边计熟
  王鏊面对明自正统以来的边患频繁、国势渐弱的现实,呈《上边议八事》,提出自己的治边八策(定庙算、重主将、严法令、恤边民、广召募、用间、分兵、出奇),而多被采纳。对武宗的“嬖幸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感忧虑,并希望武宗“大奋干刚”。

对抗权宦
  面对武宗宠幸宦官、荒淫冶游,特别是刘瑾等“八虎”的倒行逆施,王鏊与韩文等敢于发奸。但这件事终因“八虎”向武宗“乞命”而发生逆转,结果是刘瑾掌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被迫致仕,刘、谢、韩等五十三人还被诬结党,后韩文被逮下锦衣狱,刘、谢被削籍,其后又夺诰敕。而在这场斗争中,王鏊却入阁,虽然正德四年四月,他又不得不致仕,却得到了善终。嘉靖初,他在《谢存问疏》中曾说:“适值逆瑾盗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诡,随不得已乞身而退。”他在《我生》一诗中写道:“委顺齐宠辱,冥怀无丑好。得之亦不惊,失之曾不懊。”由此可见,王鏊立朝,有执政才能,不乏正义感,但明哲自守的处世哲学依然很明显。

深睹民苦
  王鏊归乡后,目睹吴中重赋之苦,作《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精辟剖析了吴中重赋之形成、发展、现状及对策,成为不朽的名作,为学者研究明代吴中重赋的权威依据。

文学

一变文风
  王鏊博学善于识别人才,文章雅正,言谈议论明晰流畅。晚年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看后说:“王公的文章达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难达到。”他在弘治、正德时期,以高第探花、台阁重臣的身份,对台阁、乡邦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学观和尚经术、去险诡的取士倾向,影响了一代文风。他承接了吴宽的老一批吴中交游圈,又发展了新一批吴中及淮左文人,交游较密切的如文徵明(文壁)、唐寅、都穆、蔡羽、邵宝、杨一清、靳贵及“娄东三凤”等。继吴宽之后,他对吴中诗派,尤其是其中坚力量如“吴中四才子”等,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文章大家
  王鏊著作《震泽长语》 王鏊的文学观点是复古的,但他显得比较开通一些。一是在复古范围上,他不专于唐,亦不专以宋,而是比较辩证地看待前代诗歌:“予尝评古今诗,唐以格高,宋以学胜,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间,其实似宋,其韵似唐,而世变之,高下则不可强也。”二是在复古方法上,他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词”、“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此最为文之妙诀。”他崇尚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认为韩文“变化不可端倪”,皇甫湜得其奇,李翱与张籍得其正,而李翱又兼得其态,“合三子一之”才是完整的。因此,王鏊又强调,如要师其意,就需要博学,需要精思,需要领悟。朱彝尊说王鏊“以经义重,诗非所长。”今观其集,古体诗中杰作不多,惟歌行体中偶有力作。但王鏊写得最好的是七言近体。王鏊集中还有一组集中写武宗荒淫逸游的《十三绝句》,温雅之中深含讽刺,十分难得,朱彝尊极为欣赏,称其“甚得讽谏之体。”王鏊“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为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经术,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渊深博赡,颇有唐宋遗风。其“墓志铭”类文章,写人纪事,重视节操,联系时运,舂容有度,不华不饰,质朴典重,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如为顾佐、倪岳、赵宽、沈周等人写的墓志铭等。见于他的“杂传”中的一些经学、史学类的文章,则更显示出他的湛深学识和纯雅而明畅的文风。

个人作品
  王鏊著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王文恪公文集》。王鏊还曾参与编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任《孝宗实录》副总裁。并与徐溥等共修《大明会典》,任副总裁。其所撰《姑苏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风俗、户口、城池、寺观、古迹、纪事、杂事等,共三十一门。该志采用纲目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该志“繁简得中,考核精当”。

书法
  王鏊有书名,书法清劲爽健,结字纵长严谨,得峭拔风神。不足处似清健有余,沉稳不足,笔画略见干涩,此或与硬毫书有关耳。

藏书
  王鏊家居共14年,“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筑“颜乐堂”、“宜晚轩”,富藏书。与吴宽、唐寅、文徵明等藏书家互相唱和。曾自称:家世藏书,分散于数处,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绍书论他为明一代藏书家之一。藏书印有“济之”、“御题文学侍从”、“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王济之图书”、“大学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泽世家”等。刊刻图书有《孙可之集》、《古尚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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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政篇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