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原名戬，字子谷，后更名元瑛，改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以后自取的法号。此外，他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还使用过四十多个其他别号，如燕子山僧、南国行人等。

匆忙一生
　　苏曼殊的原籍为广东香山县（即今中山县）。其祖父苏瑞文以经营进出口业发家。其父苏杰生在日本横滨经商，任某英商洋行买办。苏曼殊即诞生在日本横滨。但他的生母并非苏杰生的合法妻妾，而是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女子。所以，苏曼殊是一个混血儿和私生子。在封建观念严重、华夷之别严格的当时，苏曼殊的这种“不光彩”的出身，注定了他必然要受歧视的命运。所以他一出世，母子二人便被赶出了苏家之门，母亲只好带他回到了外祖父家。到了苏曼殊三、四岁的时候，由于苏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苏曼殊才被领回广东老家。从此，母子分离，终生不复一见。远离生母的苏曼殊，颇受家庭虐待。比如他在十三岁时曾经害过一场大病，家长们不仅不给他延医治病，反而把他放在柴房里等死。
　　在苏曼殊九岁那年，苏杰生经商失败，家庭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以致苏曼殊从十三岁起，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两年，学习中文和英文。接着又在十五岁那年（1898年），得其表兄林紫垣的资助，到日本留学。先后在横滨华侨所办大同学校学习四年，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一年，成城学校学习数月。在这近六年的留学期间，苏曼殊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据他的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因林紫垣只月助十元，苏曼殊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
　　苏曼殊于1903年回国后，先任苏州吴中公学教习，后为上海《国民日日报》撰稿。因该报停刊而失业，便到香港投靠兴中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少白，不料因误会而遭冷遇。苏曼殊一气之下，便跑到广东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但为时只有数月，尚未取得正式和尚的资格，即乘师父外出之机，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溜之大吉。从此以“博经”自命，并自称“曼殊和尚”，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穷病而死，享年仅三十五岁。

革命精神
　　苏曼殊是辛亥革命运动时期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了以反清为宗旨的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他又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后来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带有反清色彩的军国民教育会，他也参加了。苏曼殊与孙中山先生也有密切关系。据何香凝回忆，1903年，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的住宅是孙中山的联络点和开会场所，苏曼殊就是常来参加会议的一个。孙中山还让苏曼殊等二十多个留日学生组成义勇队，每天早晨练习射击，以备参加武装起义。苏曼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资助他上学的林紫垣的极力反对，并以断绝资助相威胁。但苏曼殊宁可丢掉饭碗和中辍学业，也不肯放弃革命，结果被林紫垣强迫回国。回国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春，他愤于保皇派猖獗，决心暗杀其头目康有为，因陈少白极力劝阻，才未实行。同年秋，他在湖南长沙实业学堂任教，正值华兴会计划武装起义，他也参预其事。起义因事先泄露而流产后，他又参加了黄兴召集部分华兴会成员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了今后实行暗杀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由此可见，早年的苏曼殊，不但具有一般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完全赞成并积极参加了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实际斗争。
　　但是，苏曼殊主要不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而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他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旧世界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在于运用“批判的武器”，为辛亥革命开辟道路。
　　苏曼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如陈独秀、章士钊所办的《国民日日报》、同盟会的《民报》、刘师培夫妇所办的《天义报》等，都曾得到苏曼殊的赞助。他为秋瑾的遗诗写过序，为冯自由的《三次革命军》题过辞。1907年鲁迅在日本准备创刊《新生》文艺杂志时，苏曼殊也是赞助者之一。1909年南社成立后，苏曼殊也很快加入，并成为该社的著名作家。

多才多艺
　　苏曼殊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小说、绘画无不精通。尤其以诗的影响最大，故有“诗僧”之称。他写过《无题诗三百首》，可惜已经失传。今存者一百零一首，绝大部分是七言绝句。苏曼殊的小说也很闻名。他一生共写小说七种，其中《人鬼记》已散佚，流传下来的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绎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六种。另有《惨世界》一种，名为翻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实则三分之二的篇幅出自苏曼殊的创作，所以也应算作苏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又是我国近代较早的翻译家之一。他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法文，除节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译过《拜伦诗选》和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编撰过《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埃及古教考》、《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粤英辞典》等多种专著，不幸均已失传。据有人统计，苏曼殊在短短的十五年时间里，著述共达三十种以上，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了。

爱国主义
　　苏曼殊作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通的，是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譬如，当1903年全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大论战的时候，苏曼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作者用战国时鲁仲连力主抗秦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他又发表了杂文《呜呼广东人》，对那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洋奴买办之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年发表的《惨世界》，则不但批判了清政府统治下的“悲惨世界”和数千年来的封建观念，而且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并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道的新世界”。因而曾经受到了青年鲁迅的称赞。辛亥革命前夕，他又发表了《岭海幽光录》、《拜伦诗选》、《娑罗海滨遁迹记》等作品，或者用清兵入关之初屠杀汉人以及汉人奋起反抗的历史事实，“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语）；或者用外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事实，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总之都是为辛亥革命服务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苏曼殊虽然消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尽管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那家国之痛的感情却是异常深沉的。当荷兰殖民主义者对我爪哇华侨进行血腥屠杀之际，苏曼殊为了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和祖国的尊严，发表了《南洋话》。当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时，苏曼殊又发表了《讨袁宣言》，揭露袁贼“擅屠操刀，杀人如草”、“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的罪行，并断然表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他在本时期所写的六篇小说，则不但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而且暴露了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可见苏曼殊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晚节。

　　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皆是这类诗的代表。然而在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风格与后期迥异的作品，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所体现的爱国热情表现方式苍劲悲壮，与一般诗歌有区别。另外苏曼殊还创作了一部分风景诗，这些诗基调轻松，色彩鲜明，极富形象化，宛如一幅画卷，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作有《过蒲田》、《淀江道中口占》等。

　　除诗歌外，苏曼殊还翻译过《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此外，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年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